热点:浮沚书院：尊道贵德 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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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行己的故居

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书院，位于市区松台山麓，是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讲学之地。 书院被命名为“浮沚”，意思是位于“净光山下，古西射堂遗迹，蕞然小洲，缭水”，如果身体是浮沚，则无处停留，无处停留，无处停留，有临时房间。 在被山水包围、安静的“临时住宅”里，听弟子的课，教授知识。 当时在“见闻最慢”的永嘉(现在温州)，“日本人知道伊罗有学习”。 (1)

中国书院的制度和精神建于两宋时代，钱穆认为宋学精神的目的地在书院。 北宋书院大致有三种。 一个是地方官员来了，筹集公众资金，根据上一代书院重建的官学延伸式书院，如石鼓书院。 二是像华林书院一样，大家庭自制的家塾式书院。 三是学者自设授课的私塾式书院，浮沚书院就是这样。 北宋初期的书院以前以两种为主，如名重一时的宋初四大书院大多是官学延伸式书院。 宋初，朝廷为了征服割据政权消耗了大量的财力，除了国子鉴、太学，州县乡的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此时百废待兴，官学教育和社会对人才的大量诉求相背离，这种状态为书院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使书院成为取代官学的重要存在。

北宋三次兴学，加强官学教育。 虽然暂时的成果很大，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同时期，除官学外，浮沚书院等重视讲解和研究的补习班式书院也很盛行。 (2)

周行己( 1067—1125年)、字恭叔、人称浮沚先生、祖籍瑞安县、著有《浮沚集》等。 他从小就经常看书，七岁看书，十余岁学属文。 十四岁时那所房子搬到郡城永嘉，十五岁时和父亲宦一起拜访京师。 十七岁补太学诸生，许景衡、刘安节等被称为永嘉“元丰太学九先生”。 居太学期间，行己向陆佃、龙原“新学”学习，之后从太学博士吕大临“关学”变更，元佑五年( 1090年)去洛阳师事程颐，成为程门有名的弟子。 元佑六年成为士第一，成为官至太学博士。 大观三年( 1109年)，离开官职回乡授课，设立了浮沚书院。 周行己学问经过几次转变，由荆公新学转变为关学、罗学，丰富的学问经验使行己有包容的治学态度，善于从所学文案中取舍，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在浮沚书院讲学中体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色。

尊敬贵德，抛弃虚空之风。 周行己年轻时一心学习科举的时文，二十二三岁时成为“读书益见道理”，开始知道“圣人写书留传后世，学而去，也是非思文”。 所以，与自己的日学夜思，以学行修明为世人的赞扬，在程门上保持着一贯的修身状态:“身体严格，不能坐在一个房间里，偷看。” 在本院的课上，行己确立了“知道”的学问宗旨，“博得古今不知道，就是可以听很多，不是件好事。 辞章写得好不知道，那就是会做文，不能说是好的学习。 "为了不出现“以学为士，不知道学习之书”的情况，告诉学生“明吾之善是诚吾之身”，为了不影响自己对“道”的追求，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有志于道，有德于仁，有戏于艺”，用孔子的话来说明“教”的意思，作为典范，“朝夕考虑古人的修德自立”。 兼收并蓄，不开门.周行己年轻时受过罗学，但也受到关学、新学的影响，作为新学代表的龙原、程颐、吕大临合称为"能传古道"的人. 此外，行己也放弃了党派之争，展示了对蜀学领袖苏轼的欣赏，四库馆臣评论说，尽管学问是出程氏，但“决不会立洛、蜀门户之见”。 在本院的教育中，行己也体现了不拘泥于一家之学的包容精神，虽然是罗学的入门，但在传授罗学的“含泳义理”的学脉的同时，提倡关学的“学而用”的学风，在教授以罗学的“理”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时，进行杂粮关学。

经世使用，高度评价真才实学。 周行己关注实际问题，强调“几乎没有病，病无名”、“士的学道，有时也想兼任”，认为学者除了修身之外，还必须兼具有助于天下感情和经世的才能。 行己本人在《上皇帝书》中比较了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提出了处理方案，这种实务精神的追求也体现在他对人才培养和贤选制度的观点上。 北宋时代有太学，外面有郡学，朝廷还在为人才的困难所苦，周行己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养路”“没有办法”。 因此，提出了自己改革养士、取士之法，兼备德才，培养博学多能的人，在选择贤方面应重视学者实务能力的考察。 (3)

周行己在浮沚书院的教学中把“尊道贵德”放在首位，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 儒家学者对“道”的追求分为两个相互关系的层面:一是用“道”修身，完善自己的人格，“格物、发现、诚意、正心、修身”。 其二，用“道”治世，实现社会整体的完整性，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道”的追求超越了个人的身份地位本身。 浮沚书院作为民间兴起的以讲学和研究为主的书院，继承了儒家早期的“有无教养”和道德养成者的理念，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接受道德洗礼，这种平民化的教育精神表现出儒家式的人文关怀。 浮沚书院也成为当时关罗之学在永嘉传达的重要场所，为浙江东学术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嘉在东晋太宁元年设郡，但在北宋时代依然是“偏远下州”。 以周行己为代表的永嘉学者利用各种机会克服地理障碍，接触、听取关罗之学，成立书院，将这些主流思想传达给永嘉各地，成为学术中心在学术边缘作用的媒介。

浮沚书院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创造了永嘉学风兴盛的景观。 在永嘉之学的传承中，周行己继王开祖之后，作为真正建立其学派规模的人，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导。 南宋郑伯熊、郑伯英兄弟极大地继承和发扬了周行己的学术思想，传洛学也兼传关学，经过陈傅良、叶适等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理学、心理学和出色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认为永嘉的学“周作在前郑承于后”“薛经经过其开始陈纬编结束”，学派一边保存洛学“必恐省是御物欲”的向心性修养方面，一边迅速发扬“弥纶是世变”的经世启用的精神。 永嘉学派的“步伐坚定，语言一定可行”的治学态度，其实可以追溯到周行己的学问、传道经验。 进行己学“启蒙在皇佑，在关洛，传永嘉，绝顶于陈叶”，浮沚书院不仅成为其个人学术思想向外扩展的阵地，而且成为永嘉学派精神的最初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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