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中国法文化中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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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周子焱

罪和罚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副本，犯罪如何认定，特定犯罪应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自古以来就是法律规范的主要副本，也是依法实现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法学理论、大体、制度和法律用语大量引入国内。 规范罪与罚的刑法也是如此。

与通常的侵害和违反不同，罪恶对人的社会行为是最严重的否定。 在走向文明的社会中，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成为“罪恶”，古今中外有盗窃、故意杀人等共同的标准，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被认为是犯罪。 但是，还有很多行为的性质，不那么容易评价，必须结合特定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文化背景加以考虑。 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文化中的“罪”是什么，惩罚是什么，这对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正确理解罪刑，适用刑法可能有一定的价值。

罪恶的概念进化

一般来说，“罪”的概念出现在秦以后，秦以前多用“辠”，“讲文解字”被解释为“渔竹网”、“辠、犯法”。 清代段玉裁注，始皇在辠字上如皇，变成了“罪”。 墨子注:“辠，犯禁也。” 《尚书》中记载了很多罪与罚的事例，集中出现在《汤誓》、《康诰》、《吕刑》等。 在《汤誓》中称之为“夏多罪，天命死之”。 “夏先生有罪。 害怕上帝，不认为是对的。 ”这位夏先生的“罪”不仅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和法禁，还包括天理天道意义上的错误，因此商汤为讨伐该罪发誓。 “康诰”是确立“明德慎罚”的大致内容，以“不孝不友”为大罪，区分故意和过失。 “人有小罪，非真，终结，不是自作自受，式尔，晕厥罪小，不可杀。 虽然是小罪，但不是过失，而是没有改变就过的话，必须受到处罚。 如果只想因过失而悔改，即使是大罪也“时间不能杀人”。 “吕刑”列举了五刑、“五过”，强调了关于犯罪要弄清事实。 谕谕给予赦免，其惩罚加倍，念其罪。 ”即，各种处罚必须首先验证其犯罪，同时“上下比罪，无僭辞”。 最终罪重者加重处决，罪轻者减轻处决。 由此明确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基础是“罪轻”，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有疑问的情况下，与通过该犯罪行为确认的处罚相比，减轻了科刑。

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左传》第一记述了东周时代各国的大事和重要人物，其中有很多复印件与“罪”有关。 厘公在二十三年，狐狸突然回答公时，罪与“刑”并举，“没有滥用刑，君之明也，也有臣的愿望。 淫刑逞，谁能无罪？ ”。 也就是说，罪对刑，刑法制度应该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如果是君主任性任意的“淫刑”，所有人都有可能犯罪。 就像晋侯夷吾想杀瑞克一样，自己居上位是瑞克的功劳，但“为了子弑二君和医生、子君也很难吗？ ”。 瑞克理解了。 我只好承认生命。 “我想加罪，那不辞职吗？ 臣闻命。 」索性趴着剑死。 还有很多时候，“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小错，同样是品德不好的晋侯，在国内遭遇饥荒时，秦穆公向秦国觅食，秦穆公看不到他，但读“其君为恶，其民为罪”，依然慷慨晋公。 另外，厘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因王子带之乱出郑，告诉诸侯:“谷差，得罪了母亲弟弟宠子带。” 由于不道德的行为，犯罪或“犯罪”的人，这种“罪”不一定违反法律，但也是违反的。 在《史记》中，“赵敢留下玉壁得罪大王吗？ ”。 《呻吟》中的“秦家得罪了万世”同样意味着得罪或相反。 犯罪和“犯罪”的用例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很常见。

罪与罚之间的联系

在先秦儒家和法家的论说中，罪与罚是联系在一起的。 荀子认为为了减少犯罪，君主首先需要遵守道义，明确名分。 如果人们知道禁止不法行为必然会受到处罚的话，他们会自己认罪并要求处罚“请不要认罪”。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罪刑必须相当。 爵聪明就贵，不当聪明就便宜。 古者不犯罪，子爵不超过德”，“惩罚不愤怒，子爵不超过德”(《荀子君子篇》)，惩罚不超过犯下的罪，子爵不超过官员的德行，可以实现想要的“治世”，所以是“惩罚愤怒罪”。 与荀子不同，韩非子说公孙鞅治秦。 “设定坐下来负责，吴也与罪同在，相信报酬丰厚，刑重。 》(《韩非子定法》)这个“罪”当然是违反法令的行为，但其对策是重刑厚奖。 在韩非子的语境中，罪恶也有错误的意思。 “世是不治之症，非下之罪，上失其道。 ”“敬畏罪恶就是胆小。 》(《韩非子诡使》)这里的“罪”，可能也有违法犯罪的因素，但意味着错误和疏漏的情况在增加，“世间不治之症”首先是上位者不能平衡好的名字、利和威的关系。

汉代《盐铁论》中关于罪与刑的很多论述。 “盗伤杀人同罪”、法者、“不设罪陷害人。 》(《盐铁论刑法》)等用例是指违反法禁的行为。 另外，“世界安得不轨的人犯罪了吗？ ”的动词。 (《盐铁论周秦》)意思是以此为罪。 《史记》记载了项羽。 “这一天的死是我，也是非战争之罪。 ’错，指过失。 在晋代律学者张斐《注律表》中，“罪”基本上是标准的违反刑法行为，“刑名”是罪法的轻重、“断绝监狱定罪”、“惹人生气等同于人，使法等同于罪”等。 唐律中的“罪”用法相似，“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唐律疏议名例”)表示罪名设立的大致情况。 “监主加罪”、“制止坐下罪”、“同罪”等指触犯法令的行为，必须受到轻重的处罚。 当然，唐律也有“罪”动词的用法，意味着判决和处罚。 唐代下降，佛教传入，“罪”与佛教经典的戒律、果报有关，形成“罪业”、“罪”等词，它可能不违背国家的律法，但违背佛教的教义，往往同样与特定的伦理道德有关。

宋代理学家朱熹、“二程”等从注释“论语”“子张学干禄”出发，提出了“罪”相关的另一种解释。 后悔了，也有讲道理的人。 ”“虽然重点是说明“尤”，但通过与“懊悔”的对应，也反映了“尤”和罪的一点特征，“懊悔”都含有错误和不当的意思，后者的标准来自内心，衡量“罪”和“尤”。 朱熹批评时说:“被罪福报所迷惑，乐于求报。 丈夫不能让无罪者变直，有罪者要活下来”。 (《朱子语类论刑》)同样指违反法令的行为。 《包郑集》中“水果陷入死罪”、“滥用赃物犯罪者”依然是违法行为的意思。 王守仁论治盗，“抚摸其罪浅”吕坤论要对官员公正。 “罪恶受到不正当攻击，不朴素。 罪恶无理生气，骂则不然。 ”在违反法令的同时，也包括违反礼仪道德的轻微违反。 清末的变法修改法中限制了“罪”的内涵，“大清新刑法”中规定犯罪概念的范围小于“违法”，“法律没有正条，任何行为都不是罪”。 从那时开始就有现代犯罪概念的属性，不再是笼统的违法行为和违反道德的行为。

除罪责任和否定

中国法律文化除了“犯禁”罪外，还有“除责”或“非罪”罪。 也就是说，行为是被禁止的，属于形式上的“罪”，但由于很多理由免除刑事法律责任，进而否定“罪”。 《汉律》中写道:“无缘无故进入人室的家庐舍，乘坐人车船，牵人犯法者，当时格杀勿论，无罪。” 北齐时规定“盗贼群攻击乡邑和入人，杀害是无罪的”。 到了唐代，法律更可靠了。 主人登陆时杀的人，不要论。 ’宅邸、庐舍、车船等，都是居住的地方，有房子，没有主人的同意，别人无权进入。 如果无故入侵，特别是晚上等特殊时间可以给入侵者“格杀”，不被视为犯罪。 此外，“罪”的认定不仅是形式上的“禁止”，还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活状况，恢复人情常识，无故杀害入侵者，在违反禁止杀人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在自身和家庭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除了“无故入人”以外，以类似的形式犯罪，但减轻免责或处罚的，正如研究清代许多刑事案例的美国学者德克布迪注意到的那样，犯罪者因履行家庭义务违反刑法的情况下，必须接受减刑解决。 这也表明，在中国文化中，犯罪和处罚需要在社会道德中加以考虑。

中国现代刑法学家蔡枢机衡分解古文的“辠”和罪，值得提出一些意见观察:罪是“造作”，包括造意、行为及其结果。 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禽兽对人类的危害不是罪。 “罪恶是违反统治者禁令和利益的行为”。 从狭义刑法扩张看中国文化中的“罪”，不仅要违反法律规范，还要结合天理、国法、人情来考虑。 最严重的“罪”违背天理天道，夏氏的罪、商汤的罪不被“天命”允许，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具体的方法包括天罚，或者“革命”。 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罪”是对国家法律的违反，违法犯罪往往受到刑事处罚。 在日常生活中，“罪”可能是指违背社会伦理规范、违背道德、冒犯他人的行为。 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基本上排除了宗教、道德意义，追求“罪”的法定化、客观化，但特定类型的罪的认定和处罚，依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文化的背景。

摘要，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必须在社会道德和伦理关系中定义。 罪、“罪”等词表明“罪”是道德上被否定的行为。 与此相对，基于“防卫”、自保等社会情理的行为不仅不被“责任抵抗”处罚，甚至不被认为是“罪”。 为了人情和伦理，中国语境中的罪主要指人的行为，但动物乃至“人工智能”的行为很难被认定为“罪”，提到要受到处罚。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经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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