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哪些年我穿过的“军式”检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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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艾洲

作者着84式检察制服的留影

1984年，我在安徽省砀山县检察院办公室工作。 同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首次实现了统一服装。 这件“军服”颜色深的检察服，带领我到了今天。

1985年底，我和进入同期检察院的同事成为正式的干部警察，可以领取检察服。 经过与安徽省检察院行装所的联系，院子需要派人直接到南京军区服装厂提取检察服，院领导请我和办公室周主任一起坐火车去南京处理这件事。

那几十套检察服打包后，服装厂要求我们托运列车，但我清楚地记得婉言谢绝了周主任。 “天冷了，干部等不及了，托运到货花了一个多星期。 ”。 其实，我知道当时花园的经费不够。 周主任是为了节约运费。

我们俩扛着大包，回到县里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我们点了踏板三轮车，把包放在车里，但是人舍不得坐车，坐在船上劳顿的累了，跟着三轮车又走了五公里。 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能穿上检察服，就开始走路全身精神起来了。

路上，周主任跟我说了检察服的事，“你知道大瓶盖为什么有国徽吗？ ”。 我说:“代表国表示要行使检察权哦。” 周主任点头又问我。 “那个大瓶盖上有两条金黄色的穗带，象征着什么？ ”。 我不能回答了。 我在检察院工作一年了，对那两条穗带很熟悉，但我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周主任告诉我“以事实为根据象征着以法律为基准”。 自己没能回答，对不起，没等周主任听，就抢走了“我知道戴着检察徽章的肩章是什么意思，意味着我们肩负着人民的检察事业……”。 现在想想，那个出差条件很辛苦，但总是很甜蜜。

上班第一天戴着威武的大帽子，看到穿着钢笔漂亮制服的人，我好几次想象着自己穿的日子会多么酷。 现在真的穿着检察服，和一年前相比，我觉得这是责任，使命。 我从老检察长手里拿到检察服的瞬间，手很重，眼泪汪汪的。 检察院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年轻，是检察院的新鲜血液，以后的工作都很遥远。”

那天下班后，我特意去照相馆拍了2英寸冬装的制服照片，留作纪念。 黑白照片上没有出现肩章的鲜红和大瓶盖的国徽光辉，但不失去威严和品位。 这张黑白照片固定了我人生的重要里程碑，我一直珍藏着它，每次拿出来都飘飘欲仙，感慨万千。

穿上检察服不久，我就调到经济检察科，正式被任命为书记官，担任内勤。 当时经济检察科管辖的案件罪名非常多，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经济欺诈、假冒伪劣、逃税抗税等。 事件多人手少，我是内勤，但我必须和大家一样参与事件。

4月，检察官服的夏装送到了。 大帽子只有米色的帽子，如果在帽子外面的话，就会变成和夏装相配的夏帽。 衣服分为长袖和短袖两套，米色衣领大衣戴着红色的肩章，很耀眼。

不久，领导将派我和同事去山东偏远的城镇调查取证。 在火车上，有时对我们说:“这是什么单位？ ”。 我们总是骄傲地回答“检察的”。

第二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乡镇，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在村子里找到被实验者。 查过资料后，我错过了回城里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但是运气很好。 我们在路边停了一辆大卡车。 亲切的司机会载我们一程。 我们挤在车头座位上和司机师傅聊天，司机说他是退役军人，对军服有特别的感情。 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认为我们的检察服是军服。 他继续对我们说:“你们的服装这么好。 是军队文工团的吗？ ”。 我对他说“我们是检察的”。 快下车的时候，司机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检察和军队一样，前面有‘人民’一词”。

说到检察服，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那时没有手机，很多法庭也没有电话，着急的事件需要加班和出差，经常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 有一次，我穿着检察服向家人坦白了。

那天中午下班后我在做饭。 科里的同事急忙敲门，说有事件。 我希望你马上去单位参加搜查。 妻子工作很晚，孩子不到一岁。 我该怎么办？

赶紧把纸条放在桌子上，拿出所有的被子，叠在孩子周围。 我换了检察服，突然看到了戴着红色肩章的春秋装检察服，马上拿出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我想我妻子回家看到厨房做的一半饭和被子围着的孩子的时候，可能不能理解，但看到这件制服，她就能想到我肩上肩负的重任，一定会支持我的。 妻子还是理解我的意图，我回来后，妻子没有抱怨，说:“谁让我和检察官结婚的？ ”。

20世纪90年代初，检察干部向每个人分发纯毛华达面料中山装式春秋制服，在八字形领口的硬衣领中加入可冲洗的白色领子，整体形状平衡漂亮。

服装发行的第二天，我穿了。 刚坐在桌子前，宋科长摇摇晃晃地走到我对面，微笑着看着我。 他微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很深，那是他被打磨，被好好保护的证据。 从检察机关成立之初，他就和检察一起来，经历了30多年风雨的历史。 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他怀着乐观豁达的心情接受了洗礼。 现在他快退休了。 心里一定有无数家。

他说“小杜，你穿这件制服很帅”。

我问他:“宋科长，你不喜欢穿吗？ ”被夸耀了。

我昨天试着带回家了。 大小正好，没能穿。 我向家人说明了。 我死的时候穿着这件制服。 ”。

宋科长的话使我黯然神伤。 那时，我从他的笑容中读出了老检察官家人对离开奋斗一生的检察事业的想法。

宋科长离开那天，我在300英里外的泷县检察院担任检察长。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没能为他送行，但他的教诲总是令人难忘。

2000年10月，我和全国检察官一样，脱下了大帽子和肩章，脱下了“军式”检察服，换上了西式检察服。 随着服装从“武官”向“文官”转变，我冷静地认识到应该改变司法理念。 但是，我通过的“军式”检察服一件也舍不得扔。 因为他们印证了我走过的脚印和我的流年梦。

(作者是安徽省宿州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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