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是否降低刑责年龄 需要全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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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在通报未成年人检察30年的有关情况时，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光靠处罚不能比较有效地处理问题，每到1岁就涉及大范围，大量事实 [/BR/] [/H// H/]近年来，每次暴露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案例，发表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最新数据，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热会议，特别是频繁发生的校园暴力等成为话题。 例如，去年湖南邵东县的三个少年残忍地杀害了小学的女教师，举国瞩目和讨论。

根据犯罪者的年龄阶段给予不同的定罪，是法制文明的重要标志。 特别是与生理、心理发育尚未确定的未成年人相比，对其犯罪行为给予一定程度的原谅，免除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慎重的酷刑、教育回归的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层面，如何具体划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分水岭成为争论的焦点。

我国现行刑法在14岁明确了免刑标准，至今已实施了37年。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变得早熟，认为更早具备犯罪的识别和控制能力。 目前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应该借鉴国外普遍的方法，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要纵容。 但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有特殊性，其犯罪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很大，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前途和有益社会的整体快速发展，必须反复宽容的大体上也有以教育援助为主的观点。

从两极分化的观点争论来看，现在最高检查的表现更谨慎、理智、冷静。 更大的意义是，这种公开表现意味着是否降低刑法责任年龄的敏感议题正式进入司法机关的视野，进入了必须认真应对的阶段。 至今为止的争论大多停留在民间层面，与立法落后的不自然相比，司法机关公开应对的积极态度确实是一大进步。

但是，仅仅通过实务理论和理论研究这两条路径，可能很难解决分歧，到达达成协议的对面。 实务论证属于职能机构的范畴，理论研究是专家学者的行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毕竟是涉及数千万未成年人、关系到无数家庭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民众的态度和角度很重要。 这不仅决定了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而且决定了制度实施后能否得到社会层面的广泛赞同和支持，没有法条朝令夕改的危险。

在此，参加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议题讨论的主体，不仅应该包括职能机构、专家学者，还应该包括一般大众。 对个人民众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感情认知，缺乏专业信息，但无数个人的意志和感情聚集在一起，形成推进立法的强大力量，赋予法律民主参与的生命力吧。 同时，通过国民讨论的途径，普通民众也接受法治意识的洗礼，达成更有现代法治理念的社会共识。

除此之外，关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全民讨论必须由立法机关主导。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比国家司法机关更有中立、更独立、更权威，可以集中越来越多的立法资源，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需求，制定或编纂的法律也更科学、更公共的说法

事实上，在最高检查公开表达之前，人大代表的慷慨建议也不少。 例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提出了相关提案，认为法制的不完善是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立法机关能综合各方面的民意需求，开始相关立法进程，像当年物权法等重要法律召开抗议一样，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大讨论，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不仅得到了合理的答案，而且与越来越多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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